李轲民在1947年前后，回到青岛后，在私立黎明中学 担任美术教员，直到新政权建立，后来又调到青岛师范学校教书。但留存于李轲民内心当中的疑惑，多年都没有消减过，这也是他没有投入解放区参与火热的政治生活及艺术生活的根本原因。

　　“穿越”李轲民的信件不难发现，李轲民对早期的自我认知是存在一些疑虑的，其中最大的疑虑是“不可靠”。

　　在李轲民的遗物当中，傅天仇致李轲民、李枫致李轲民都有十几通之多，与李轲民通信最多的当数王昭善，数十封的信件足以见出两人感情之深。

　　1.《雕塑系三十八年历程回顾》，载《美术研究》1988年2期

　　傅天仇在1981年1月5日的一封短信中曾与李轲民述今忆往，信中这样写道：“这次收到你寄来的照片也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想起青年时代的日子。我到过重庆，沿着磐溪寻找黑院墙，可惜没有一点痕迹了，感到茫然……这照片是可贵的纪念物，我不爱写文章，但由于住得远回家后无条件作雕塑又不愿游手好闲，只好笔墨抒情，缺点很多。你从鼓励的角度来谈，对老同学的感情来说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都已年过花甲，往古来稀大步迈进，但是还有一颗以业务来为世人服务之心，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李轲民从艺于雕塑，父亲的影响毋庸置疑。渐渐长成的李轲民后来入铁路职工的学校学习，抗战爆发后，坐着火车离开了青岛。

　　1942年至1945年，在重庆磐溪的国立艺专曾经集中国艺术界一时之盛，校长先后为陈之佛、潘天寿，绘画教师有林风眠、丰子恺、关良、丁衍庸、黄君璧、傅抱石等人，而雕塑教师则是王临乙、曾竹韶、刘开渠。

　　作为孝子的李轲民，后来遵循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安安稳稳在青岛做起了中学教员。

　　李遂说，父亲回来是为了还债的，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多年的外省求学与游历，使他感觉到自己亏欠祖父很多，于是安心回来侍奉老人。

　　当然，李轲民也将自己父亲李芳德接到了身边，为父亲养老。

　　当董瑾芳分得了人民路国棉二厂285号内404号的小院落之后，一家人即在此开始漫长的生活，直到李轲民故去。

　　5、还是疑问

　　令李轲民没有想到的是，暂时在西安一所私立学校当教员的他，竟然羁旅于西安一年多。后来才绕道武汉、上海，回到青岛。

　　李轲民的儿子李遂称这段记忆可能有误，他记得1960年起父亲已经开始大量脱发，大约是这样情形，被吴文家当作了阴阳头。

　　有关李轲民的性格，在他1980年代的一封家信中有非常充分的呈现，其时，他到济南承接一个雕塑工程，在给妻子蔡瑾芳的信中，写明要求长子李速请假到济南帮助他工作，信中对李速之行作了明确而细致的交代：“来的时候，不需带什么东西，带点罐头（家里有的两瓶即可），糖块（家里有的）水果即可，行装要简单、轻便，到济南下车出站后，向右走到站前的马路直走穿过两条马路（也可能是一条马路可打听一下）到经二路乘1路汽车（不是电车，因还有一个1路电车）到终点站下车，就是洪楼，下车后问一问洪楼南路（就在车站下车方向右边）向南走一里左右过了花岗岩精密仪器厂，在建筑构件厂旁边有一个小门就是16号，进去后一直向南走，到最南边的一座房子，就是王老师家。”

　　两年以后，李轲民撒手人寰。

　　无论作为旧婚姻的摆脱者，还是一个长期的漂泊者，从西安辗转回青的李轲民都背负了不小的情感债务。

　　高扬的青春，宽大的人脉，深厚的学识积累，都与李轲民在此后青岛的成就对位发生了倾斜，也给世间留下了疑问。

　　显然，当年在雕塑和诗歌领域均有积极表现的李轲民，对地下党组织没有重视和使用他很是疑惑，对黄克带了其他几个同学走而没有选择他，也甚是疑虑。

　　黄克在信中说，“不可靠”只是李轲民个人的一种疑虑，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同学身上也有，包括当时与黄克有多年感情的一个女同学也选择了不辞而别。

　　曾有传闻说，新政权建立的初期，傅天仇在应徐悲鸿邀请组建中央美院雕塑系时，曾到处寻找李文贵入校任职，非常遗憾的是李文贵找不见了，岂不知，这个李文贵已经更名李轲民。

　　3.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是中国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于北京。其组织成员共300人左右，分成36个分队。在抗日战争中，队员们积极参加抗战。后并入青年救国会。

　　李轲民离开青岛前，就已经成了家，新娘似乎来自胶州农村，成为新式青年的李轲民对于这样的旧式婚姻并无兴趣，他选择了离开。而那个新娘也在不久的几年后悒悒病逝。

　　李轲民家族的青岛之旅始于其父亲一代。

　　翻阅李轲民遗留的信稿不难发现，在那一代艺术家的内心当中存留着浓厚、深挚而又纯粹的艺术情结，和作为知识者的不灭情怀，若隐若现的家国抱负和个人情感掺杂其间，复杂、真实、立体。

　　这则信息，来自于李轲民在文革之后给泽征信的草稿。

　　6.吴文家：《回忆青岛雕塑》，载《春潮——青岛首届当代雕塑艺术展》2009年自印本

　　不难明白，在这样一种平和的生活状况中，李轲民没有选择北上南下，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人生的一种抉择。

　　这条被如此细化的路线图是写给一个30岁左右的儿子的，其作为父亲的拳拳之心一目了然，同时也反映了李轲民细致、感性、周到、小心的一面。

　　在父亲身边尽孝的日子，李轲民没有遭遇太多的人生磨难。青岛早期城雕开拓者吴文家曾有一段回忆，说是1966年，王建云和吴文家曾向市革委会申办组成青岛市雕塑办公室，并已纳入市革委部室规划，办公地址也安排在湖北路8号二楼。组建及调入成员则有——王建云、吴文家、李轲民、石可、徐立忠、于家骧、苏白、冯正、刘胜石、岳树亭等人。当时作调动时，遇到了阻力，因为上属人员皆在各自单位受批斗。吴文家还记得李轲民到任时，被“红卫兵”剃的阴阳头尚未覆盖。”

　　钱绍武所撰写的《雕塑系三十八年历程回顾》中曾清楚地提及，中央美术学院在1950年建校后，雕塑系的师资仍然是原国立北平艺专的阵容，王临乙担任系主任，并与滑天友和王丙召一起主持教学。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