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双喜同时提到，1953年，滑天友已经替代王临乙出任系主任，在专门成立的指导小组中，有了这样一些名字：司徒杰、傅天仇、郑可、刘小岑、于津源，以后陆续调入了凌春德、谷浩、邹佩珠、刘士铭等四人。

　　这也使得他于1945年夏自国立艺专毕业后，转道了西安，准备从西安回返青岛老家。

　　李轲民的父亲，幼时已经移居胶州，他的命运跟离家不远的胶济铁路发生了必然的关联。

　　在有关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历史文献中，虽然将傅天仇作为中央美院雕塑系召集人有可能存在误识的成分，但这样的传闻一点不难证实。

　　3、书信

　　李芳德于1976年完满了自己的人生旅途，时年已经104岁。

　　李轲民的儿子李遂还记得叔叔后来向他讲述的“父亲回来时的情形”，他回来的时候，只带了一只破旧的大箱子，另外买了根甘蔗，大约是预备给家里的孩子们吃的。

　　4.黎明中学原址位于中庸路53号，1952年，青岛市文教局根据教育部关于接办私立中小学的指示及山东省文教厅的具体规定，对私立中小学进行接办，将私立郁文、立达、黎明中学合并为山东省青岛市第十四中学。

　　李轲民有关自己在文革中的情况，在他给泽征的书信草稿中有所显现：“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在济南搞大庆展览会，躲开了开始时的锋芒，大庆展览停办后回校，也受到一些冲击，只因我是一般教员，既无名又无权，没什么搞头，随后就在校搞宣传，67年调到省市搞主席像，复制收租院，搞展览会等雕塑任务，忙得仍不可开交，就这样忙忙碌碌一晃三十年。”

　　透过这份名单不难看出，司徒杰、傅天仇、凌春德等人都是与李轲民同期的国立艺专学生。

　　而存留于这些老人之间的艺术探讨也不绝于缕。比如李枫在1980年8月21日给李轲民的信中则写道：“从照片上你的作品来看，人物面部表情是鲜明的，用的好像是花岗石，如果确是花岗石，加工得如此细致，实在太费力了，你的年事关系，体力逐步有限制，还是概括点好，不必那样具体细致地刻划。山东有一种叫丰花石的白色大理石，我曾在上海见过，质地松软，那一定比花岗石好刻，不知在青岛你能弄到手吗？这种石料刻刻女性、儿童、少年较适合，就是不经风华罢了。不知你对渔民、海员、老农等奔放、粗犷朴实的形象，感兴趣否？我认为青岛的花岗石，似乎很适合大块面地表现上述人物。这种看法不一定对，何况艺术上百家，仅作我这一家谈谈。如果要提意见的话，希望你在民族形式上多探讨一下。在某种要求的肖像雕刻，要写实些，除此之外，还是强调概括简练，强调作品的外轮廓清晰，能说明思想，强调作品的强烈空间感——雕刻感。异论，请批评。”

　　这封写于1984年春节前夕的信件，无疑是对晚年李轲民美学思索的一种侧面肯定。

　　4、疑问

　　2.参见殷双喜：《蓦然回首：半个世纪的足迹》，载《雕塑五十年1955—1998》中国出版社（香港）1998年9月版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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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李芳德曾经留下过一帧照片，老人一手拿着雕刻刀，一手拿着一个狮子刻件，神情迷离。

　　而批评家殷双喜则曾提及当时的中央美院为解一时师资与创作人员之渴，1953年曾将第一届雕塑系26名毕业生中的21人悉数留校，“流失”的郭德庵、吉信、丁莱亲、张开先、廖家福等5人则是因为提前分配了工作。

　　李轲民的新婚姻在同事的撮合下开始。新爱人名叫董瑾芳，这个早年为了供给弟弟读书的青岛国棉二厂女工成为了标准的晚婚女性，终于与生于1919年的李轲民步入了婚姻殿堂。

　　从国立艺专毕业后，李文贵意味深长地将名字更改为李轲民，“轲”，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乃“接轴车也”，是指具有两木相接的车轴的车；“民”字，则是如同汪洋大海的“人民”，其心结或见一斑。

　　据说，胶济铁路 线上，火车上包厢里的木刻件，以及车用的铜制雕件相当一批数量都出自李芳德之手。日德战争爆发后，德方工作人员在撤走的同时，带走了李芳德大量的作品。

　　李轲民的曾祖父曾有过一官半职，但仕途不顺，很早就给后辈立下了规矩，不再走政治的道路，改吃技术饭。到其祖父一代，似乎碌碌无为，日趋衰落的家世使其意志消沉，常常在家喝酒是后人们对这个先辈最简略的印象。

　　晚于李轲民一年入学的王昭善曾在一通信中表达了对李轲民的溢美：“吾兄在灵岩寺交谈中涉及艺术方面的问题，对弟帮助启发很大，这在周福森同志执笔的文章中，吾兄会能察觉到的。弟认为兄对灵岩寺塑像的技法风格，有着很深的见地，希望吾兄能在此方面写篇文章，或独自发表或合作皆可，不知意下如何？来信中所谈中国雕塑技法风格的发展路线问题很有道理，对弟等写艺术和文艺两部分的内容，会有很大启发、补充作用，希望吾兄多谈这方面问题，不一定很系统，很完整，支言片语亦可。”

　　后来作为《天津日报》美术部主任的黄克在多年以后给李轲民的信中，有过一番别样的解释。据黄克说，国立艺专的地下党活动，在云南昆明时是最为积极的发展时期，学校迁至重庆后，“由于反动势力猖獗，四一年‘民先’ 就停止了组织活动。四二年，国民党二次反共高潮后，环境更加困难，地下党主要负责人陈明不得不被迫离开学校。所以，你那时未卷入政治活动，是有着很大客观原因的。望能简单地归之。”

　　李轲民和傅天仇的联系，是1950年代重新恢复的，他和傅天仇的重逢，是在1967年的北京。

　　他很谨慎地在家居附近的小鲍岛找到了位于中庸路的黎明中学，并开始了教习生涯。新政权建立初期，顺势进入合并的青岛市第十四中学，然后作为三级教师调转到青岛师范学校。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