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克：应该说，这两幅画在我的艺术探索道路上都属于一个艺术方向。我的艺术创作有四五个系列，其中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个现实主义创作序列。我20多年前的《公车上书》及《孔繁森》、《齐鲁曙光——党的一大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肖像》、《为国父孙中山造像》、《国学大师张伯驹》，还有一系列的生活人物的写生创作等，都属于这个系列。这个系列的绘画技巧难度相对比较大，这也是中国当代应该大力提倡的现实主义创作，即运用传统的水墨工具采取创新的手段来表现火热的现实生活。这个路子源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画改良运动，它催生了新中国人物画的崛起。可以说现代水墨人物画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品种，在近百年来经过三四代人物画家们的共同努力才走到了今天，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是在造型特点、艺术观念，还是在表现技法上都与传统的人物画不同，从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每个时代都有一批画家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今天现代水墨人物画在形式及艺术语言上已经非常成熟，且也产生了不少传世力作及代表性人物，但在表现手法和绘画语言上仍有很大的开掘空间，这是我们努力探索的一片天地。我的探索也是在为这片沃土的开垦上作出自己积极的努力。

记者：您对这个题材做了很多功课，对于孙中山与山东的关系，您肯定有过比较详细的了解，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到了具体刻画人物形象的时候，还是要借鉴西方绘画的优势，这就是写生。我请来话剧团的演员当模特，穿上那个年代的服装。我跟模特说戏，让他们进入角色，然后再进行现场写生，同时也拍了很多照片，写生与照片二者一结合，画出来就比较生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的正稿创作，别人都画了半年多了、眼见不少人都陆续交稿了，我剩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才开始画。因为除画院的工作外，我这次在“十艺节”组委会美术部还负责了一部分“十艺节”创作的督导及组织工作，要把各项工作都做好并安排好下一步工作才能安心画画。

画这种大创作需要经过许多环节和过程。第一步是反复勾画才能确定小草图。第二步是我画了一张四尺整纸大的小墨稿，墨稿看起来也像大画，但是没有细节，主要为了看大效果、大气氛。第三步是在小墨稿后要用木炭条画一个3×6米原大的素描稿、也就是定稿草图。画草图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人物形象道具和用线笔墨的感觉都抠出来，大家看了这幅草图的幻灯观摹后认为画面的人物形象多、变化大，但都表现得很生动，问我来源在何处？我说是从四个方面产生这些形象的。一是来自老照片，二是来自现场的写生，三是来自为这幅画而拍的照片，四是来自多年来在大脑中的形象积累。有很多人看到草图的幻灯片以后，以为是完成的水墨稿，因为虽然是用木炭条工具作画，但也已经画出水墨稿的感觉了。第四步是最后的关键，即把原大的木炭稿拷贝到正稿大白宣纸上，这样才能正式进行正稿的创作。画正稿的时候还要看那张“正稿原大草稿”。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场地，怎么办呢？就把原大的草图，通过喷绘的形式缩小到小一些的板子上。这样能看着形象来画水墨正稿。所以这张原大的稿子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通过画这一遍来探索形象，为正稿做准备；二是还有个拷贝的作用,比直接在宣纸上起草更有把握。

为什么选择这个瞬间来表现《孙中山先生在青岛》？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孙中山先生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职务，他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对袁世凯作了让步。为什么这么高风亮节？因为他想的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崛起，而不是计较个人的荣誉和官职。当时孙中山就说过，要干实业，实业兴国。他要修20万公里长的铁路，还包括修建三峡大坝蓄水发电的构想，也是他当时提出来的。他之所以赴京与袁世凯会谈往返两次假道山东，也有一段故事。当时刚发生了临城大劫案，从上海坐火车直接去京要路过枣庄滕州一带，路途很不安全，所以采取了坐船水路来山东，再转火车，遂有了两次在山东逗留的佳话。他来的时候是从上海坐轮船到烟台，受到张裕葡萄酒公司张弼士等工商界人士的真诚欢迎和接待。接着就从烟台到济南转车又到了北京。从北京会谈归来，在济南有个逗留，去看了千佛山和黄河大桥。然后又从济南到青岛，从青岛坐轮船回上海。关于这一段历史描述的几个版本也不太一样，有的文章说孙中山去青岛，德国人不让去，孙中山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越反对越要去，去之后演讲的内容也是反帝反封建的。这是一种说法。后来我看了有人查阅德国人留下的档案，就不是这种表述。档案里说，德国人很尊重他，不但没反对，而且还邀请他去青岛。他去之后先是拜访了德国总督，德国总督也回访了他。后参观了德国人治理的港口和城市的绿化并大加赞扬，认为西方先进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多几个像青岛这样的城市，中国就进入现代化行列了。当时他的演讲，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内容。《申报》也如实报道过这件事情。文章说，在德国占领的土地上大谈反帝不太可能，既没有起码的礼貌，也没有策略。这一点也是较可信的。

画起画来应该是全身心地投入。我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谢绝一切应酬将自己置于一种半封闭状态。除了出去开会之外，只要进了画室，就完全进入了自我的世界、进入了这张画。画室墙上挂满了老照片、速写，桌子上摆满了老照片、文献资料。画累了就睡、一觉醒来就画。不分昼夜、没有钟点。也不出去吃饭，自己泡个方便面、拌个凉菜，一顿吃不了放进冰箱下次再吃……累了看书也是看民国人物传记和辛亥革命的资料，画起画来我耳朵里也是民国的声音。画室放的电视光碟是从台湾带回的《老兵回忆》、《民国人物访谈》、《宋氏三姐妹》、《孙科传记》、《两蒋传记》等。只有在这么一种气氛里，才能把它画出来，画出民国的味来。

孔维克：2009年完成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一个集中全国美术力量进行弘扬主旋律创作的学术创举，之后全国不少省份都陆续启动了本省的“美术工程”。2011年山东省启动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后，我在创作选题上比较慎重，因为我要考虑到诸多因素的关系。全国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山东入围的有杨松林、徐青峰和我3位签约画家，中国画只有我一件，当时画的是《公车上书》。说来也巧，《公车上书》是100多年前中国发生巨变的开始，也是近代史的开端，那是中国第一次面临如何应对西方世界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历史选择了一代伟人孙中山。这次我选择画孙中山，首先是与我之前的创作在内容和延续上有承接性，我比较熟悉这段历史；其次，我作为民革山东省委的负责人之一，对孙中山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对他非常尊敬。这样，我就很自然地选择了这么一个题材。并且当年在画《公车上书》时，表现群像式的众多人物就是我的一个兴趣点，也有了一定突破，这次选择在广场上大量人群的组合且多为近景人物，难度就更大了，这对自己也是一个艺术的考验和能力的提升。

孔维克：对，这是大型创作与小品画所不同的地方。这种画既要借鉴油画的创作方法，又要学习电影的调度手段。首先是案头工作，即大量史料的搜集阅读，除了文字性的资料，还要有大量历史图片。我在省图书馆看到一批青岛的老明信片，那个年代的市民形象、道具、汽车和警察都是在那里看到的，对我画面的构思也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个人创作只能挤时间、浓缩时间，“十艺节”的这5个展览我都有创作任务，的确必须要处理好工作和艺术创作的关系、个人创作与大家创作的关系，以及主题性创作和小品画创作的关系，只有兼顾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才能安心画出自己心中的画来。

孔维克：在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画过一幅《同志仍须努力——为国父孙中山造像》。当时恰逢台湾邀请我赴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为了画好这张画，我特地去了国父纪念馆拜谒孙先生并藉此汲取艺术灵感。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副衣服架子，支撑着孙中山先生生前穿过的上衣和裤子，两边挂着一副孙先生的亲笔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件摆设让我非常感动，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艰苦卓绝奋斗的一生，他在病魔折磨的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激励大家，但他本人已经乘清风而去了。眼前的景象多么像一件“装置艺术品”呀，这让我陷入了沉思，也产生了构思。我就画了一个晚年的孙中山肖像，两边配着这副对联。画上的题跋很多人没注意，其中提到我看了孙中山先生临终之前给友人的一封信，这封信就解释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含义。信上大概意思是说，虽然我们推翻了帝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什么叫成功呢？只有我们中华民族和世界列强站在一起，我们不矮人一头了，那才叫成功了。所以，同志们仍须努力，不要认为推翻帝制了，剪掉了辫子就是成功。我在题跋上加了几句话，孙中山先生想看到的那种现实，今天实现了。这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民革中央副主席齐续春先生注意到了这段话，认为这个观点与他相合，他特别让我打印出来发给他。前年画这幅作品时，我已经在构思山东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去年也做了很多案头的准备，今年完成了草图和墨稿的创作。这幅画与《公车上书》一样大，也是3米宽、6米长，作品的完成前前后后用了3年多的时间。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