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降低家庭养育负担。生育对女性带来的不仅是货币成本，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大量女性因为看护婴儿而不得不放弃工作，或者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影响到职业发展，降低了生育的动力。

　　首先，从国际经验看，如何定义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所不同。

　　从全世界情况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下降是长期趋势。欧美发达国家自19世纪初期生育率开始大幅下降，中等收入国家自1964年开始出生率稳定下降，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虽然出生率较高，但也仍然保持稳定下降的趋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目前生育率整体保持在1.62，但在近20年中略有回升。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可能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并由此引发的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大国空巢等问题将不利于中国长期发展。但笔者认为，目前的生育率下降不足以危及中国的长期发展，只是需要公共政策介入鼓励生育，以防掉进“低生育率陷阱”。

　　可以借鉴目前国外的做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婴幼儿看护领域，同时政府对婴幼儿看护进行货币补贴和政策扶持，将女性从婴幼儿看护中解脱出来，提高女性生育的积极性。

　　比如加拿大魁北克省每增加1000加元的补贴额度，婴儿出生率上升16.9%，日本的生育津贴每增加10万日元能提高婴儿出生率0.017%。德国和美国经验发现，税收减免政策对女性生育率有显著积极影响。而瑞典和俄罗斯的经验表明产假制度能有效提升生育率。

　　（尽管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会削弱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我们仍需关注“低生育率陷阱”导致的人口规模萎缩问题。图/视觉中国）

　　第三，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来自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人工智能技术对流程化的工作形成了巨大挑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每1000名工人增加一个机器人，将会减少0.18%-0.34%的工作岗位，大量的工作岗位将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而消失。

　　第一，国家政策要向“生育友好型”转变。首先是尽快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把鼓励生育纳入到各类制度和政策设计目标，如停止对未婚生育罚款，妥善处理未婚生育现象；给予生育现金补贴；在个税方案设计时，对家庭根据孩子的数量进行一定的税收抵免；设计灵活的带薪产假和陪产假制度，在避免过度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增加假期；对小孩数量较多的家庭在购房时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和降低贷款利率等。

　　根据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群中，有40%的人仍在工作，65岁以上有33%。预期寿命的延长推高了人们的工作年龄上限，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有效供给。同时，人口质量变化还主要体现为受教育程度的迅速提升。

　　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降低人口增长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则是提高生育率有利于经济增长，前提是其初始的生育率的高低，即与最优生育率相比较的问题。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人口规模将持续萎缩下去。我国目前生育率水平在1.5-1.6之间，尚未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但滑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仍然较大，需要合理的公共政策刺激人们的生育潜力。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