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人口红利”可以通过要素市场改革延续。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远没有实现最优状态，户籍政策仍在制约人口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体制的壁垒也约束了人才在体制内外之间的流动，并压抑了体制内人才的创造性和生产率，制度改革使得“人口红利”仍有较大的释放空间。

　　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鼓励生育要从建立鼓励生育的制度政策体系、提高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和消除对女性就业歧视三方面同时着手。

　　中国如何逃离“低生育率陷阱”

　　尽管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会削弱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我们仍需关注“低生育率陷阱”导致的人口规模萎缩问题。

　　与中国具有较高文化相似度的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分别于1987年、1990年和2005年就开始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从18个OECD国家经验来看，最有效的生育鼓励政策是孩子出生后养育期间的现金补贴和提供3岁以下婴幼儿的看护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中国最优生育率的研究严重不足，因此很难判断现有生育率是否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增长。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人口危机，甚至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实则盲目且言之过早。

　　原标题：中国如何逃离“低生育率陷阱”

　　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鼓励生育要从建立鼓励生育的制度政策体系、提高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和消除对女性就业歧视三方面同时着手。

　　数据显示，“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有效地释放了之前被压抑的部分生育需求，但二孩数量上升的同时，一孩数量却大幅度减少。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2017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高中和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11.15%和3.61%分别上升至2010年的14.03%和8.93%。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2.7%。人口素质的提升，将有效地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潜力。

　　第三，从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消除对女性就业的歧视。女性生育不只是实现了家庭的生育意愿，同时也是增加人口规模，帮助社会进行族群繁衍，具有一定的外部性，需要对女性生育进行政府补偿以实现社会最优生育水平，让企业和家庭来补偿时，最终补偿成本仍然会转嫁到女性个人身上，造成就业歧视。

　　其次，我们在看人口变化的时候不仅要看短期数量的变化，还要关注预期寿命和有效工作时间、人口质量、技术变迁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中国预期寿命上升非常迅速，从1960年的44岁上升到2015年的76岁。

　　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

　　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方面，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类似，首先是生育率下降，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育率也会最终稳定下来。研究发现，婴幼儿死亡率下降、避孕器具的推广、直接养育成本、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高质量孩子的成本收益变动、社会保障的普及，都是出生率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近几十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引起上述各方面发生巨大改进，进一步促使我国出生率大幅度下降。

　　德国的经验表明，幼儿看护公共服务覆盖率上升10%能提高生育率3.4%，瑞士在2002年进行了儿童看护制度改革，发现降低看护成本能有效提高生育水平和妇女就业率。

　　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充分体现了政府工作重点的转变。

　　国家统计局年初发布数据，中国2017年比2016年出生人口减少了63万人，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仅为12.43‰，这一数据比日本的出生率还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更是下降到了5.32‰的惊人低生育水平。

　　低生育下如何延续“人口红利”

　　同时，严格执行《劳动法》，加大对各种显性和隐性性别就业歧视的打击力度，实现性别平等就业打消女性对生育的顾虑，释放其真正的生育意愿。如在整体生育率较低的欧洲，性别更平等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自由主义倾向更强的国家则生育率更高，而性别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南欧、中欧和东欧的生育率更低。

　　甘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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