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王文彬放下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工作，以干部身份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成了一名大学生。

　　王文彬最初的绘画动力，源自于明德小学周老师的鼓励。周老师毕业于北京黑山扈天主教神学院美术专修科，因为出自神学院，又在教会小学任教，他的绘画自然以宗教画为主。他画的基督受刑，因为油画色彩黑乎乎的，曾令王文彬很是惊异。

　　没想到，不测忽至。翌年，他因右肩关节疾病手术失败而落下终身残疾。在强忍病痛的勤学苦练后，王文彬成为左手画家。1957年，深入生活的创作大潮涌动，中央美院的学生在江丰院长的部署下分赴各地体验生活，王文彬则回到了沂蒙山区。在田野地头的劳作观察中，他萌发了《夯歌》的创作构想。

　　经大量小稿淬炼而成的《夯歌》，在董希文和罗工柳先生的鼓励下，成为了一幅165×320cm的大画，并作为王文彬的毕业创作在1962年的新芽美展上面世。潜藏在画面间的激越旋律，成为素朴年代的浪漫书写。

　　1976年，大地回春。王文彬得以重返中央美院油画系，并执掌教鞭。带着破洞与伤痕的《夯歌》也于次年出现在全国美展设于中国美术馆的展场上。

　　1999年，71岁的王文彬致信前青岛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超，提出给吕品先生“正名”的问题，希望解决吕品的“离休”身份。

　　而这一阶段，鲜活的现实生活和民间艺术，是王文彬收获的最大滋养。

　　及至人生的暮年，王文彬还抱着这样的大任和忧愤。

　　文革甫起，《夯歌》即被打成“黑线上结出的毒瓜”。美院附中教师王文彬也被作为“汉奸”、“特务”和“现行反革命”，遭抄家、关押、秘密审讯、公开批斗。1970年，举家更是被遣返回其爱人俞锡瑛的原籍浙江乐清。

　　期间，王文彬创作的连环漫画《郝鹏举事变》、《蒋军成了三足蟹》和石版年画《生产之前》等也在山东解放区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北京热电厂开办美术短训班的那段日子，王文彬竟然很是开心，他在《一段往日的回忆——关于油画〈强大的动力〉的故事》一文中写道：我常参加工人的集体学习，工人的发言总是好话、坏话都说，不会被记录而获罪，也必说心里话。在公开讨论或平时交谈中，常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以及敏感问题，我很愿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因为这能使自己保持一种对现实状况较客观的认识。

　　除了悉心关照王文彬的身体状况，曾在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工作过的阿老在速写、美术字书写、年画连环画绘制、封面设计等方面都给了王文彬很多具体指导。

　　在王文彬的印象中，胡考的创作融合了现实与想象，颇具达利风格，而他将细麦秸与油画颜料混合在画布上表现农家泥墙的做法，也让王文彬甚是惊叹。

　　业已步入老年的王文彬，对吕品先生的事情非常在意。在给王鹤年的信中，他曾就吕品先生的作品照片洗印问题有很细致的叮嘱和交代。

　　但时间拐进1990年代时，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艺术的价值消解，使王文彬的内心滑入了另一个弯道。1991年2月3日他在给王鹤年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一班学生已毕业，没有一个人分配得合适的，真是糟蹋人才，我对教学也灰心了，在这种现实之下，就是花了精力去教，教出来的学生面临的是苦闷的现实，所以近一年未招生，明年也不打算招了。”

　　看完展览，王文彬急忙复印了展览册页的封面、前言和水彩部分的目录，寄给了吕薏莎。

　　王文彬常带着画作去向吕品求教，为解决王文彬生活困难的问题，吕品常将较好的作品留下，遇到有来买画的，就极力推荐，并将所售画款悉数交给王文彬。1948年，王文彬已投身解放区，在励志社作琴岛画会十周年“八人画展”时，吕品还特别安排了王文彬的作品展出。这一举动，致使常遭当局深夜“查户口”的王家，再也没受到过骚扰。

　　可以说，作为天主教会印刷工人的儿子，王文彬的艺术之路，是从青岛，从吕品身边一步一步走开的。

　　一年后的10月1日，73岁的王文彬在北京辞世。越五年，流布于各种渠道的王文彬作品开始显露于拍卖会上，原北京饭店大堂悬挂布置画《万里长城》（三联屏，270×540cm）在2012年上海宝龙春拍中，拍出了920万的高价。

　　而在人生最后的创作阶段，在青岛成长时期所积累的题材，又成了他艺术表现的动力，1988年，他完成了以1945年费筱芝被枪杀事件和反甄审运动为题材的《安魂曲》；1995年，他又创作了以“勿忘国耻”为题旨的《天主作证》，控诉日本军士残害青岛民众的罪行。

胶州秋收·水彩·1955

　　在两通简短的回信中，陈超称王文彬的信“充满革命感情”，郭梦家则说：“从来信中看，这几年你为生活而奔忙，尚希多加保重。”

　　在明德小学读书时，王文彬是看到了琴岛画会在一间咖啡馆里的展览，而决定走上学西画的道路的。这次展览中，吕品的作品《酒徒》给了他极深的印象。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